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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重男轻女”的悲剧,被莫言的小说《弃婴》讲透了,读完我心情很复杂

正文:

提到莫言作品,绕不过去的,是他的长篇小说《蛙》。

很多人以为,莫言是因这部小说,才成为了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。其实诺奖是表彰他的终身成就,并非指单一作品。

《蛙》的创作背景,放在新中国建立后的“高密东北乡”,以从事接生50余年的乡村女医生“姑姑”为叙事主体,描绘出生育对于农村的创痛与沉重、复杂与反思。

敏感的题材使这部小说充满了争议,一度被质疑为“丑化”、“阴暗”,但无可否认,这是一段绕不过去的历史过程。

中国有无数个这样的乡村,也有无数个如“姑姑”一般,一手迎接生命、一手送别生命的“计生”医生。

《蛙》的成功,在于它背后所传递的现实意义与人文关怀。

其实早在1987年,莫言就写过类似题材的短篇小说《弃婴》,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之下,表达的并非只是农村愚昧的“生”与“弃”,而是对于个体生命的同情与怜悯。

“文学是人学”,不应局限于讴歌与规避,还要有“看见”的觉悟。

一个女婴引出的现实众生相

《弃婴》以莫言惯用的第一人称讲述,主人公“我”从部队还乡探望妻女父母,在一片葵花地深处,发现一个被红绸裹着的新生女婴,身旁是一大片蚁巢。

婴儿香瓜般扁长的脸上布满皱纹,眼窝里汪着两滴浅绿色的泪,洞穴般无牙的嘴里,发出蛙鸣般响亮的哭声。

善良最终战胜理智,“我”不得已将女婴带回了家。除了五岁的女儿兴奋地高叫着“小弟弟,爸爸捡回来一个小弟弟”,父母、妻子都难以理解。

母亲说:“丫头子!”

父亲冷笑:“不是丫头子谁家割舍得扔!”

妻子愤怒:“我能生!”

“我”的家庭有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,在工作与生男孩之间,“我”选择了前者。全家人对男性子嗣的执念,随着妻子年龄的增大而增大,已临近爆发的边缘。

作为“罪人”的我,又捡回一个女婴,注定要引发一场家庭风暴。

最终让家人妥协同意暂时收养,还是母亲那一句:“行了这个善,下一胎一定能生个男孩。”

小说将弃婴大致分为四类,一是因家庭困难无力抚养;二是有先天性生理缺陷的;三是未婚生育的“私孩子”。

这三类中,除了严重生理缺陷的,通常只有“私孩子”里才会有男婴,而且样貌大多不差,襁褓中多多少少有一点财物,成活可能性也大。

第四类,就是“我” 捡回家的婴孩,在特定时代、生于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之下,这类弃婴里,绝无男孩。

往往这样的弃婴,处境最尴尬,她们无人要捡、生机渺茫。

所以主人公无疑是捡回了一个烫手的“累赘”,既养不了又送不走,独自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。

小说的后半段,“我”一直为女婴的去处而四处奔走。

乡政府的黑脸汉子,只管同情地看着“我”,摊手表示没办法“你捡着就是你的,养着吧。”面对主人公的质疑与拒绝,他更直接地提示:

送回葵花地可以,但她若饿死、被狗咬死,你得负责;

只能养她,并且一旦收养,就算你生二胎,罚款两千元!

父母妻子的脸上挂着沉甸甸的谴责,用秤钩般的眼神撕扯着主人公的灵魂。个人的善意淹没于巨大的现实压力之下,所有的争取都变得苍白无力。

“我”走遍全乡十几个村庄,拜访所有缺少儿女的家庭,得到几乎一致的回答:“我们不要女孩”。

无奈之下,“我”找到在医院妇产科工作的姑姑,却碰到一对农村夫妇在诞下女儿后,双双丢下孩子跑了,姑姑提出让“我”抱回家养那弃婴,吓得主人公落荒而逃……

只有“我”五岁的女儿,对这个小小婴儿抱以人类天然的善意与关注,她常常陪父亲照看女婴,全神贯注地看着,像观赏奇异的热带鱼。

女儿未经世俗鄙陋的价值观所污染,她对小生命的喜爱与周围成人的避之不及,形成强烈的反差。

一种关于繁衍约定成俗的古老认知,在一点点吞噬落后的乡村世界对生命的本能尊重,现实麻木的众生相之下,是更复杂、亘古的沉疴。

从逃避到接纳:对生命力的妥协与敬畏

最初,从“我”的视角看过去,被捡回的婴儿是并不可爱的。

发现她时是“惊惧”,救下她时是“戚戚怆怆”,抱起的一霎那,主人公就意识到,即将被她“折磨得好苦”。

连日乘车疲劳不堪,还要彻夜守着女婴,忍受着蚊虫的骚扰。一夜不歇的暴雨,如同内心翻涌的狂澜。

女婴胃口极好,哭声洪大有力,疯狂地进食,三天就吃光了一袋奶粉。

看着她因为进食而出现的凶残表情,“我”心里泛起灰白的寒冷。

家人的紧逼、他人的冷漠、环境的现实,让善良的我进退两难。

去乡政府寻求帮助时,“我”的腿被一条看门恶狗咬伤,讽刺之处在于,“我”已经是被咬伤的第二十一人。

从对一条狗的不作为之上,窥见“我”救助失败的必然。

“又是这种事”,一个“又”字,点出弃婴事件的司空见惯。黑脸大汉讲了一个故事:

“一个劲儿地养,养不着男孩死不罢休!东村的吴二牙,生了四胎了,没有地,有三间破屋,屋里有一口锅、一个瓮、一张三条腿的桌子,你罚吧!他说‘我没钱,用孩子抵债吧,要一个给一个,要俩给俩,反正是女孩。’你说怎么办?”

问题又抛回给了“我”,这不再是简单的个体事件,而是一个根深蒂固的群体现象,在这么一股顽固的风气面前,“善”的代价是极大的。

“我”被狗咬伤的腿在腐烂,妻子的怨恨如藤蔓疯长。

焦头烂额之际,突然看到饱餐过后的女婴绽开了记满足的微笑,甜美如糖浆。她腮边有一粒酒窝,丑陋的头颅变得圆润、漂亮,一个如向日葵般热忱美好的生命!

女婴的笑,她强悍的生命能量,让“我”勉强从逃避转为接纳:“我命令自己痛恨人类又挚爱人类。”

葵花的意向贯穿了始终,救下女婴那天,葵花盛开,连缀成一片黄云,馨香扑鼻、万物蓬勃;小说尾声时,求助无门的“我”又回到了葵花地,花盘低垂,上面无数黑色的籽像无数眼睛盯着“我”……

象征着多子多福的葵花,充满了热烈积极的生命力,延伸到现实层面,生育同时承载了人性的“善”与“恶”。

本是中性的繁衍,却因为人为的价值赋予,而滋生了残忍与丑恶。

莫言曾说“不可能把恶消灭干净,没有恶的存在,善和美也就无处生存。只有跟恶和平共处,善和美才可以放出更加灿烂的光芒。”

小说在葵花地里、“我”的沉思中戛然而止,开放式的结尾,是一个留给现实意味深长的议题。

但那句“葵花地里毕竟充满希望”,可以猜测出女婴最终的归宿。

“我”作为一个善意的普通人,本不应该为此买单,以微小之力为整体的陋习救赎。但主人公身上健康的生育观,对弱小生命自然的尊重与敬畏,是这篇小说的闪光之处。

写在最后

哲学家黑格尔曾说过:真正的悲剧不是正确与错误之间的冲突,而是两种正确之间的冲突。

以现代人的眼光看来,小说中所出现的延续香火的观念,愚昧且落后,弃养更是毫无争议的恶行。

但对于特定背景之下,农耕文明根深蒂固的血脉思想代代承袭,闭塞的乡村世界中,对于男性继嗣的执着,在他们看来,是一个无比正确的认知。

正如小说中所写,那些弃养者“并不是不善良,并不是不淳朴,并不是不可爱”,他们只是用自己无知的“正确”,去对抗理性的正确。

这个过程,必然声势浩大、不惜代价。

小说里,“我”看到各个村里有那么多丑陋的男孩,三十大几的光棍感叹,“女人太少啦”……

再如贾平凹的小说《极花》,写的是一个极度缺少女孩的山乡里,那些饱受娶妻困扰的男性们,花钱买来“媳妇”后,眼巴巴盼着“生个男孩”,却不会思考他的儿子将要面临下一轮的婚姻困境。

可悲之处,在于这样一群愚昧短视的人,没有能力去思考“因”与“果”,他们一手创造了整体命运的悲剧却浑然不觉。

八十年代,莫言用《弃婴》所传递出来的观念与思考,是超前的,有着他早期作品的先锋与深刻。他在小说尾处叩问:“谁有妙方,能结扎掉深深根植于故乡人大脑中的十头老牛也拉不转的思想呢?”

所幸,时间会回应,时代的发展是最好的妙方,男女平等,是现代人最基础的认知。

如果狄更斯现在重写《双城记》,我想那经典名句只会是:“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。”

-End-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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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osted @ 22-07-03 10:38  作者:admin  阅读量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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